2026年2月25至26日，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首次以总理身份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随行的商业代表团涵盖约30家德国工业巨头，其中汽车行业浓度极高，包括大众、宝马、梅赛德斯-奔驰等核心企业高管。

德国总理默茨访华前在机场发表讲话；图片来源：德国政府网站

对于正身处数十年来最严峻危机的德国汽车工业而言，默茨此次访华远非一次例行外交活动，而更像是一次深入行业“战略腹地”的探营与求解之旅：为德国汽车寻“中国解药”。

一、德国汽车工业的“至暗时刻”

长期以来，德国汽车行业一直享誉全球。对内，汽车产业是德国工业的“压舱石”，占德国GDP的5%左右，直接雇佣逾70万人，并支撑着数百万其他相关就业岗位。对外，德国是现代汽车的发祥地，也是世界豪华汽车的生产中心，一直以技术创新、豪华品牌和全球出口竞争力著称。

然而近年来，德国汽车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压力，其结构性优势正在快速消融。

首先，是本土制造业根基的动摇，这一危机直接体现在就业数据上：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含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在内，德国汽车行业的从业人数降至72.14万人，创下自2011年年中71.8万人以来的最低纪录。在德国员工规模超20万人的重点工业领域中，汽车行业的裁员幅度最为显著。

另外，在向电动化与智能化转型的赛道上，德国车企显得步履沉重。当中国的电动汽车以更快的迭代速度、更丰富的智能配置和更低的成本席卷全球时，德国传统巨头在电池技术、软件定义汽车等领域感受到了巨大的“技术代差”压力。而这种压力已经转化为市场表现：去年底，中国车企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已逼近10%；相比之下，德国对华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则在显著下滑，德国经济研究所（IW）日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2025 年，德国对中国的汽车出口量骤降约三分之一，德国汽车及零部件对中国的出口额也降至约 140 亿欧元，较三年前的近 300 亿欧元大幅下降。

第三，是市场与供应链的双重依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是德国汽车工业至关重要的销量与利润来源。然而，这种依赖是双向且脆弱的。一方面，德国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传统优势正被中国本土品牌的电动化产品快速侵蚀，竞争环境“非常艰难”。另一方面，在电池材料、稀土等关键原材料领域，德国乃至欧洲严重依赖中国供应，使其供应链安全暴露于地缘政治风险之下。

还有绕不开的成本话题。德国缺乏稳定廉价的能源供应体系，工业电价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俄乌冲突后，德国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价格是此前俄罗斯天然气的数倍。再加上美国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维持高关税政策，使得德国车企每年面临数十亿欧元的额外关税负担。

在这种产业困局下，德国汽车产业链面临加速流失的风险。德国汽车行业协会（VDA）近期警告称，随着投资和就业岗位不断向海外转移，德国作为全球汽车工业中心的地位正面临被“掏空”的风险。VDA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覆盖汽车供应链的小型和中型德国企业中，72%的企业计划减少在德国本土的投资：其中，28%计划将投资转移至海外，25%选择推迟投资，19%则完全取消投资计划。

二、权力转移：中国从“最大市场”到“技术策源地”的跃迁

与德国汽车工业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汽车产业的强势崛起。2025年，中国汽车产业再次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中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3453.1万辆和344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超1600万辆，国内销量占比突破50%。这不仅是一个数字的里程碑，更标志着市场驱动的力量已超越政策红利，电动汽车从“替代选项”跃升为“市场主流”。

但在规模登顶的背后，更深层的变革在于产业逻辑的重塑。中国汽车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革命：从粗放增长的“价格战”转向以核心技术、体系化能力和全球生态竞争为标志的“价值战”。在动力电池、电驱系统、自动驾驶、智能座舱芯片等核心零部件领域，中国已建立起全球最完整、最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目前，中国自动驾驶、整车软件升级和电池管理系统的快速迭代，使中国市场成为全球汽车技术创新的标杆。

更具前瞻性的趋势是，中国车企正集体向“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公司”加速转型。长安汽车喊出“无AI，不长安”的口号，将人工智能提升至生存方式变革的高度；吉利汽车正朝着智能科技驱动的全球化企业加速前行；小鹏汽车则立志成为全球第一家让机器人、飞行汽车、Robotaxi三大前沿AI业务在同一年全面量产的科技公司。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三大赛道的加速融合，预示着汽车产业的边界正在消失，而中国正处在这场融合风暴的中心。

对于德国车企而言，这一转变具有颠覆性的战略意义。过去，中德汽车合作的范式是“市场换技术”：德国提供平台、发动机、底盘调校技术，中国提供合资伙伴、渠道与劳动力。如今，权力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倒置。

大众汽车在安徽合肥成立了集团首个在德国以外具备整车平台全周期开发能力的研发中心，将车辆开发周期缩短约30%；奔驰、宝马纷纷入股或携手中国本土的智能驾驶科技公司，与宁德时代绑定电池供应，与阿里巴巴、Momenta等合作开发AI算法和自动驾驶等。这些动作背后，是德国车企对中国“技术策源地”地位的默认。

图片来源：大众集团

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合伙人Denis Depoux在默茨访华期间向《环球时报》表示，多数在华投资和运营的德国企业正在“加码中国”，通过本地化提升竞争力，同时更积极融入中国独特的创新生态体系。他特别指出，在汽车、化工和电子等领域，德国企业正加大在华投资，以增强竞争力与韧性，并逐步将从中国市场获得的经验应用于全球其他市场，包括欧洲和德国本土。

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构。Depoux称：“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构，其目标并非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是降低对不可预测，甚至带有‘报复性’的美国的依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显得更加稳定。” 这一判断揭示了德国企业逆势加码中国的深层逻辑：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市场不仅是利润来源，更是抵御不确定性的战略锚点。

三、默茨访华的战略棋局：对冲、维稳与“新务实主义”

默茨此次携德国汽车巨头访华，正是在上述双重背景下展开的。2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总结此访成果时指出，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国际格局正在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演变，中德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及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应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坚持开放合作。这份官方表述的背后，折射出双方对此次访问战略意义的共同认知。

从德国的视角看，默茨此行的紧迫感来源于跨大西洋关系的剧烈摇摆。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的阴影尚未散去，2026年初美国又威胁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八国加征10%的关税。路透社在报道中直接点出，默茨此行是在美国持续关税施压背景下，寻求德国及欧洲同中国之间的未来合作机会。欧洲《现代外交》杂志的分析更为直白：美国滥施关税背景下，德国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凸显了德国为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而努力实现经济和外交伙伴关系多元化。

因此，默茨此行的首要战略目标，是对冲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在跨大西洋关系动荡之际，稳住并深化与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2025年的中德贸易数据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撑：去年中德货物贸易总额达1.51万亿元人民币（约2178亿美元），同比增长5.2%，德国仍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时隔一年重新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这一数据是对所谓“对华脱钩”论调的有力反驳。

但默茨的战略不止于简单的“维稳”。在此次访华行程中，他不仅出席了德中经济顾问委员会座谈会，还专门走访了中国人形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这一行程安排的深意在于：德国政府决策层希望亲身感受中国在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领域的真实水平，寻找未来技术合作的新支点。

这种认知的转变，在德国企业界表现得更为敏锐。中国德国商会2025-2026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显示，93%的受访企业计划继续深耕中国市场，较一年前更为乐观，约65%的企业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乐观信心态度。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alf Brandstätter在默茨访华期间明确表示，如今中国对大众集团而言已远不止一个销售市场，对德国乃至欧洲工业整体也是如此——“中国已成为创新高地、关键技术伙伴以及全球价值创造的重要支柱”。

陪同默茨一同访华的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也向《环球时报》表示：“展望未来，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忽视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创新潜力，就会错失全球增长和经济成功的重大机遇。”

这一系列企业表态共同勾勒出德国“新务实主义”对华战略的轮廓：在承认竞争与分歧的同时，更务实地锁定技术合作与市场依存的红利，以开放姿态应对结构性挑战。

四、德国汽车业转型：保护主义与务实合作的现实选择

在默茨访华前，德国国内围绕汽车产业转型路径的博弈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26年初，德国政府宣布重启总额达30亿欧元的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最高补贴额度提升至6000欧元。与2016-2023年实施的补贴计划相比，新方案有两个关键变化：一是将插电混动和增程式车型纳入补贴范围，二是明确不设产地限制，包括中国制造汽车在内的外国车型也有资格申请。

这一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德国环境部部长在解释这一决定时表示，面对竞争，德国不会采取任何限制措施，他特别指出，“目前并未看到中国汽车大规模进入德国市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也强调，贸易保护主义不是正确的方式，必须让所有制造商拥有平等机会。

这与当年中国引入特斯拉独资建厂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引入强有力的竞争者，倒逼本土产业加速创新与升级。德国政府显然意识到，在电动化转型的竞赛中，单纯的保护主义只会延缓自身竞争力的重建。正如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在访华期间所言：“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只有在全球层面紧密合作——以德国和中国作为重要的创新与技术驱动者——成功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开放竞争的路径也面临着内部阻力。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合作模式的升级。过去数十年的中德汽车合作，本质上是“合资时代”的产物：德方提供技术和品牌，中方提供市场和劳动力。如今，这种模式正在被一种更复杂的合作形态所取代，其特征是：

技术流向逆转：从单向的德方输出，转向双向流动，甚至德方越来越多地从中国获取电池、软件和智能化解决方案。

市场角色复合：中国不再仅仅是销售市场，而是研发基地、采购中心、创新试验场和出口基地的复合体。大众明确表示，未来在中国开发的车型和技术将越来越多地出口到第三方市场。

生态体系竞争：竞争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之间，而是升级为涵盖芯片、算法、数据、软件和生态的体系化对抗。大众在合肥打造的研发中心，本质上是在中国本土重构一套完整的研发与供应链生态。

资本纽带多元：除了传统的合资模式，股权投资、技术授权、平台共享等多元合作形式涌现。小鹏与大众的技术合作框架，为这种新模式提供了范本。

在这场转型中，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全球化布局。2025年中国汽车出口超7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达261.5万辆，再上新台阶。更重要的是，出海模式正从“产品贸易”升维至“产业扎根”：比亚迪匈牙利工厂即将投产，小鹏联手麦格纳实现欧洲本地化组装，零跑从“出海卖车”向“出海造车”转变 。

五、中德汽车合作，是穿越风暴的唯一答案

站在默茨访华的节点，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未来中德汽车将走向何方？可以确定的是，合作是穿越风暴的唯一答案。

对于合作的方式，可能有多种可能。一种可能的图景是“德国品牌，中国内核”的深度捆绑。未来大众、奔驰、宝马的车辆，将越来越多地搭载中国合作伙伴的电驱系统、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软件，德国品牌可能在与中国技术的深度融合中找到新生。

另一种可能是“双核驱动，全球分工”的并行结构。德国车企在欧洲本土保留高端研发和品牌运营，但将电动化平台和智能化方案的研发重心东移，形成德国-中国双核驱动的全球研发布局。大众在合肥的布局，已经显露出这一趋势的雏形。

第三种可能是“生态融合，标准共建”的共同体模式。在碳足迹核算、电池护照、自动驾驶法规等关键领域，中德企业通过深度合作，共同塑造未来的行业标准。默茨访华期间，宝马与宁德时代签署的围绕动力电池供应链协同降碳的谅解备忘录，正是这一路径的探索。

图片来源：宝马集团

无论是哪一种合作图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中国汽车市场的角色已经完成了从“利润奶牛”到“战略支点”的根本转变。对于身处危机的德国车企而言，能否成功跨越这场危机，不仅取决于沃尔夫斯堡或斯图加特总部的战略决心，更取决于它们能否真正融入中国主导的电动化与智能化创新生态。

默茨的访华行程已经结束，但这场访问所开启的“新合作时代”，或许才刚刚按下启动键。

正如长期观察中德汽车产业发展的资深人士、盖世汽车CEO周晓莺所言：默茨此行释放出的最强烈信号在于，德国无法承受“去中国”的代价，必须“重新计算与中国的关系”。而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合作窗口并未关闭，反而以“电池技术授权、联合研发平台、软件共创”等新形式重新开启。她同时预警，未来的“规则博弈会更激烈、政治层面不确定性不会消失”，但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产业层面的嵌入会更深”——这或许正是默茨访华之后，中德汽车“新合作时代”最核心的底色。